柳红/文
“19世纪的文明已经崩溃。”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他58岁时出版的第一部，也是人生最重要的著作《大转型》（TheGreatTransformation）中开头写的第一句话，是他这一场思想之旅的起点。
对于一个经历了百年和平（-）的19世纪文明在眼前崩溃这一现实，他是一位见证者：出生于19世纪奥匈帝国、参加一战骑兵、目睹匈牙利革命、置身红色维也纳、度过经济萧条、感受犹太人命运、流亡英国、进入矿工生活……他要到远端去找，从制度结构中探索文明的衰落。
波兰尼将支撑19世纪文明的制度提炼成四种：均势制（balanceofpowersystem）、国际金本位制(internationalgoldstandard)、自我调节市场制（self-regulatingmarket）、自由主义国家制（liberal state）。其中金本位制最为关键，正是它的崩溃，成为大变动的近因。而它的源泉和母体又是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是乌托邦。
《大转型》出版是在年。几乎同时，另一位来自维也纳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出版了他的成名作《通向奴役之路》，指计划经济制度是乌托邦。乍一看，卡尔·波兰尼与哈耶克的观点针锋相对。波兰尼认为，自我调节的市场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政治建构的；经济嵌含于社会之中，一旦要脱嵌于社会，就会受到来自社会的反向牵制，二者之间存在“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也就是说，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强加于社会，会有破坏力，引发社会不可避免的反向作用以自发地保护社会。总之，在他的思考里，始终有比“经济”更大的一个社会和自然存在。
哈耶克在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潮标志性人物，尤其是受到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推崇，打开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路途。波兰尼没有哈耶克那么“幸运”，他年长于哈耶克13岁，年早逝，没有听到自己的理论有更多的回响和共鸣，更没有机会检验自己理论在现实中的预见性，饱尝了身前身后的寂寞。他拥有广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思想洞察力，终其一生，围绕这个主题，进一步求证，后来又出版了《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TradeandMarketsintheEarlyEmpires，)、《达荷美和奴隶贸易》（DahomeyandtheSlaveTrade，)、《人的生计》（TheLivelihoodofMan, )等。
然而，伴随经济全球化，财富爆炸，资本畅通无阻地流动，特别是21世纪以来，金融危机、贫富悬殊、移民浪潮、环境恶化等经济、社会问题愈发严重，冷战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受到理论上的质疑，也在世界各地引发层出不穷的社会抗议运动，随之而来的是右翼和极端势力抬头。年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在“叫停经济”、“社会疏离”（social distancing）、封城和“关闭边境”的时刻，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内部，还是在国与国之间，都爆发了新的更深层级的冲突，观念的、权利的。社会撕裂、关系破裂，人心惶惶。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它们是孤立事件，还是总体事件的各个局部？我们是不是又站在了一个大转型的十字路口？接下来人类命运和人类社会的走向会如何？
一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进入中国是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冯钢、刘阳）；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采纳黄树民的修订译本（台湾远流）又出一版（书名译为《巨变》）。二者依据皆为原作的年英文版。它的传播得益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所作的再版序言。斯氏自年代来往中国，结有人缘。他在序言中写道：
“波兰尼这本书几乎就像是在评论当代议题。”
“R.M.麦基弗在版曾写下一段颇具寓意的话：‘今日首要之事，就是让未来国际组织的缔造者了解本书的教训。’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甚至联合国，都还只是存在于纸面上的构想计划。倘若这些国际组织的缔造者用心读过本书，并慎重考虑其论点，他们后来提出的政策构想必然能大有改善。”
“在波兰尼撰写《巨变》一书时，经济学尚未理解自律性市场的局限性。然而，今日学术界中已无人会支持自律性市场必导向高效率且均匀的资源分配这一论点。只要在信息不全或市场机制不完整的状况下（这可说是全球常态），国家的干预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资源分配的效率。”
斯氏批评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说：“（他们）所谓经济发展只不过是资本累积，以及提升资源分配的效率，但这些都只是技术问题而已。这种意识形态误会了变迁（transformation）的本质，变迁所影响的乃是社会整体，而非仅限于经济层面。”他也呼应了波兰尼最后一章“错综复杂之社会中的自由”的论点，指出“在此地，免于饥饿与恐惧的自由都在下降。若波兰尼今日仍持续著述，我相信他一定会提出，现代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就在于是否能在为时已晚之前，重建这一平衡。”他还作了另一种假设：“假若波兰尼今天撰写这本书，将会有更多证据支持其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年版序言，出自社会学家麦基弗（RobertMorrisonMacIver，–），这位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的社会学家，不仅没有对波兰尼在书中二十余次提及并质疑亚当·斯密（-）这位苏格兰老乡不满，反而说：
“波兰尼没有宣称他是在写历史(writinghistory)—他在重写历史(rewritinghistory)。他不是带着一束烛光进入黑暗角落的一处，也不是将其个人的信念理论化地制作成公共经典，而是，以其洞见和知识，投射出新的光芒，照见整个时代史无前例的改变过程与革命。”
波兰尼一再讲明“图利”从未在人类经济占据像19世纪那样重要地位。他认为亚当·斯密将原始人视为倾向于以物易物、买卖和交易等的禀赋，而后由此产生的“经济人”概念是不对的,“通过对早期社会的研究得出最明确的结论之一就是，人作为一个社会分子的不变本质”。而现代民族学家已达成共识：“（原始民族）缺少图利动机；缺少以劳动取得报酬的原则；缺少最省力的原则；尤其最缺少基于经济动机的独特制度。”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前提有误。这样，他就动摇了人家的基石。他认为经济学有双重含义：一个是形式上的含义，即通常说的理性行动和决策的逻辑，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如何理性选择，使效用最大化；另一个是实质性含义，既不以理性的决策为前提，也不以稀缺条件为前提，仅指人类如何从其社会和自然环境中谋生，这个过程并不一定与效用最大化相关。
《大转型》从国际体系的崩溃展开论述，继而考察市场经济的兴衰，得出这样的结论：
“19世纪的欧洲文明不是被野蛮人外在或内在的攻击所摧毁的；其生机没有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而逐渐削弱，也没有因社会主义无产者的革命或法西斯主义的低层中产阶级的反叛而逐渐削弱。它的失败也不是一般所谓的经济规律的结果，如利润率的下降、消费不足或过度生产。其解体是一全然不同之原因所致，即社会为了避免被自律性市场之行动灭绝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市场与一个有组织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之间的冲突为19世纪提供了动力，并且产生了最后摧毁社会的紧张与压力。国际战争只是加速其崩解而已。”
波兰尼使用“市场社会”这一概念。他认为任何以市场或国家为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哲学，例如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另一方面是国家社会主义，都可能是简单化的。他自立山头，没有汇入20世纪凯恩斯与哈耶克辩论的主流。
若从“市场意识形态”出发，本能地拒绝或反对波兰尼，未免有些轻率。《大转型》综合了波兰尼几十年来对经济、社会学、政治和伦理等问题的看法。他运用分析性历史调查方法，怀着“要为普遍的自由准则提供另外一种社会形象”的抱负写作。即使批评也需要进入他庞大的知识体系，思想史和经济史脉络，同时也有必要追溯其身世、阅历和教育背景。
二
卡尔·波兰尼的忘年交，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PeterDrucker，-年）在自己的回忆录《旁观者》中，有一章竟然是“波兰尼一家”。在他眼中：
“波兰尼一家是我所认识或听说过的最有天赋的家庭。造就了他们如此杰出的原因是他们都投入了同样的事业：克服十九世纪，寻求一个新的社会。这个社会将是自由的，而不仅是‘资产阶级’或‘自由主义者’的；是繁荣的，而又不受经济学支配；是公共的，但不是集体主义的。他们中的每一位，父亲，五个孩子和母亲，各自有完全不同的道路，但都在寻找相同的目标。……按照世界标准来衡量，世上没有比他们更成功的家庭了。”
日本经济人类学家栗本慎一郎在《布达佩斯的故事-探索现代思想的源流》中则发现：
“波兰尼一家是20世纪初让布达佩斯沸腾起来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家族，也是了解这段布达佩斯精神史最大的线索和钥匙。”
“波兰尼家族及周围文化人的活动对匈牙利的社会、政治与文化产生了何等重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引发了年匈牙利革命，也一直延续到年的匈牙利事件甚至冷战结束后的今天。”
正是这个家庭赋予波兰尼的精神气质牵引了他这一生的工作。让我们先来认识父亲MihalyPollacsek（-)。他是匈牙利人，年代就读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获土木工程学位；之后前往爱丁堡学习，崇尚清教徒精神和自由精神。他承担的第一个项目是瑞士联邦政府铁路，并设计苏黎士火车站，修建多条铁路。年代末，他定居布达佩斯，伴随新兴工业化，成为百万富翁，后破产，年病逝。卡尔·波兰尼结婚时给弟弟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Polanyi，-）的信中说：“（父亲）是我生命中最强的力量”，而去世前他对女儿说：“我身上的那一点美好，是父亲赠予我生命的礼物”。
母亲塞西莉亚·沃尔（CecileWohl,–）是立陶宛人。她以塞西莉亚妈妈（Cecilemama）文学沙龙而闻名。在20世纪初期，匈牙利杰出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等都是她家沙龙的常客。他们讨论现代艺术运动、精神分析、政治运动等等。她的朋友中有像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Adler，-）等各个领域的前卫人物。她有广泛的知识追求和野心。波兰尼家的孩子从小就意识到社会问题是生活中重要而激动人心的一部分。迈克尔·波兰尼说：“我在这个圈子里长大，梦想着伟大的事情。”卡尔·波兰尼评价妈妈：“魅力无限，性格不可抗拒。”
他们视家庭为施以崇高教育的场所，让每一位孩子接受西方现代教育，注重自律、美德、衣食节俭。孩子11岁前上私立学校，重点学习各种经典著作与世界文学，从小朗读歌德、席勒、拉辛，高乃依，莎士比亚，弥尔顿等作品。卡尔·波兰尼11岁进入布达佩斯最好的中学之一明达文科中学。他不仅智力不凡，体育也很出色，练力量、划船、击剑，还有国际象棋和舞蹈。年，他进入布达佩斯大学，主修法律，辅修哲学、政治学、现代史、经济学及统计学等，年获得博士学位。他可以熟练运用德语、匈牙利语、英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他说“（语言）让学习世界的大门一直向我敞开”。家中兄弟三人按照父亲意愿，第一个学位分别是商业、法律、医学。
卡尔·波兰尼的弟弟迈克尔·波兰尼是声名卓著的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从医学、化学、物理到社会科学、哲学领域。在中国，他的知名度高过兄长，多部著作都有中文版，像《个人知识》、《自由的逻辑》、《科学、信仰与社会》、《社会、经济和哲学》等。他的两个学生和儿子约翰·波兰尼（JohnPolanyi，-）是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波兰尼兄弟感情极好，却又在几个重大问题上观点迥异，以致于一度中断通信来往。迈克尔·波兰尼更为自由倾向，他是哈耶克朝圣山学社成员，连同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有朝圣山三剑客之称。即便如此，他们彼此以最大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