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这是李白在《侠客行》中留下的名句。
早在战国，韩非便提出“侠以武犯禁”，将侠视为社会的五种蛀虫之一。可到了唐代，诗人却普遍赞美游侠，如“中军一队三千骑，尽是并州游侠儿”“不学燕丹客，空歌易水寒”“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少年胆气粗，好勇万人敌”……民间也涌现出大量豪侠小说，还塑造了许多女侠。
全民崇侠，故唐代城市治安糟糕，出现“轻訬（音如抄，意为动作敏捷）任侠之徒，斩龙刺蛟之党，鄱阳暴谑之客，富平悍壮之夫，居则藏镪（成串的钱），出便竦（通耸）剑”。天宝年间（年-年）是盛唐顶峰，可“长安富家子刘逸、李闲、卫旷，家势巨富，而好接待四方之士，疏财重义，有难必救，直慷慨之士，人皆归之”，简直成了黑社会。
对此，官方力主严惩，可从唐至清，隐秘社会不仅没被剿灭，反而日渐强壮。到后来，士绅阶层竟逐步“流氓化”。在“庙堂”与“江湖”的二元格局下，隐秘社会的诸多潜规则成了显规则，共同塑造着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
所以，在传统文化深层，长期有“不沾黑，办不了事”“黑帮讲义气、够潇洒”“横跨黑白两道，才叫本事”等错误认识。从近期热播电视剧《扫黑风暴》中，不难看到这些腐朽文化的影子。这提醒人们：应以史为鉴，彻底清算腐朽文化，共建天朗气清的好社会。
（五代·后梁）赵喦《八达游春图》
政争要靠侠解决
国学大师章太炎说：“漆雕氏之儒废，而闾里有游侠……然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意思是：侠出于儒。
孔子去世后，儒分为八，其一即“漆雕氏之儒”，孔子的弟子漆雕开所创，尚勇，“不色挠，不目逃”。即君子应无畏惧之色、不眼神凌乱。
此说有一定道理，因儒家主张武力报复。
据《礼记·檀弓》，子夏问孔子怎么处理杀父之仇，孔子说：“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过诸市朝，不反兵而半。”就是睡草席、枕盾牌、不当官，时刻想着报仇，随身携带武器，遇上仇人，扑上去就拼命。子夏又问，怎么处理杀堂兄之仇。孔子说，让逝者的子弟上，自己持武器，抽冷子来一刀。
《周礼》规定：“凡报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即先到官方登记，杀仇人便无罪。
不过，侠更可能出于朋党，夏朝即有。东周时，诸侯之政皆被卿族掌控，政争多靠侠解决。信陵君交结侯赢、朱亥，燕太子丹礼遇“好读书击剑”的荆柯，阖闾请专诸刺杀吴王僚，严仲子雇聂政杀侠累……
韩非子批评侠客说：“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上逼君，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不难为也。”
东汉时名臣荀悦总结说：“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不认为他们是有道德的人。
黑恶分子有“养名之风”
秦汉之交，“少年”成地方大患。韩信没成名时，曾遭“淮阴屠中少年”侮辱。
汉武帝时，李广利出征西域，一次带去“郡国恶少年数万人”。汉代贵族权力更大，甚至“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
为让权臣重用自己，汉代黑恶分子有“养名之风”。
比如朱家，刘邦通缉季布时，朱家助力藏匿，季布被杀后，朱家侠名远播，“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郭解的外甥被杀，他认为凶手有理，不予追究，以致“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当时大臣为扩充实力，也与侠客往来，名将周亚夫便与侠客剧孟交好，“八王之乱”时，称得剧孟如得一国。
汉代地方豪强也养刺客。汉成帝（前51年－前7年）时，京兆尹王尊清理豪侠，章及箭张回、酒市赵君都、贾子光被杀，都是涉黑富翁。
东汉末期党争激化，宦官集团的“五侯”（单超、徐璜、具瑗、左琯、唐衡）均养“死士”，外戚梁冀则“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王符在《潜夫论》中说：“虚伪游手者什于末业（当流氓的比当农民的多10倍），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名臣桥玄的儿子才10岁，竟大白天被绑架，绑架者还通知桥玄交赎金。
三国时写成的《魏略》记录了汉末乱象：“常以报仇解怨为事，故时人为之号曰：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杨阿若应是当时的“黑老大”。
唐代统治者借重黑势力
唐朝是隐秘社会形成的关键期。
首先，统治者借重黑势力。
李渊未举兵前，派长子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次子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
唐代开国功臣中，刘弘基、柴绍等出身黑社会，苏定方、秦琼等出身土匪。
李渊登基后，太子李建成为争皇位，竟“募长安恶少年二千余人”，组成长林兵。
其次，唐代文人普遍接受黑社会文化。
诗人杜牧曾是帮派头子，王之涣“少有侠气，所从游皆武陵少年，击剑悲歌，从禽纵酒”；李白“少任侠，手刃数人”（好友魏颢所记，有争议）；王勃、宋之问杀过人……
其三，与商业关联更密切。
唐代诗人王建在《羽林行》中称：“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可见抢劫商人已普及。有的“少年”本是商人，比如黄巢，“世鬻盐，富于赀”。
唐朝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化率达20.8%，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可传统中国是依据父系血统组织起来的宗法社会，人人都是“宗法人”，一旦脱离土地，便无缘社会。唐朝政府又不肯提供基础保障，他们只好投靠黑社会。
唐代中后期兵源枯竭，不得不征用黑社会成员，据《唐语林》记：“京城恶少及屠沽商贩，多系名诸军……有罪即逃入军中，无由追捕。”局面已不可收拾。
不抑土地兼并铸大错
宋代商品经济更发达，隐秘社会渐次成形。
一方面，开国者赵匡胤本有江湖气。
赵匡胤早年过潘原（今属宁夏平凉市崆峒区），“与市人（赌）博，大胜”，当地无赖“殴而夺之”。当皇帝后，赵匡胤一度想“迁废此县”。
宋代不少官员有草根气。寇准少年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名将余玠少年时“家贫落魄无行，喜功名，好大言”，求学白鹿洞书院时，和友人外出喝茶，竟把卖茶翁打死，只好去当兵。
宋代基层文人亦堕落，宋理宗时，杭州游士“多无检束，群居率以私喜怒轩轾（评判高低）人，甚者以植党挠官府之政，扣阍（民告官）揽黜陟（官员升降）之权，或受赂丑诋朝绅，或设局骗胁民庶，风俗寝坏”。
另一方面，宋代“闲人”猛增。
宋朝一改“前代之法”，主张“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这本是休养生息的临时政策，却执行了年，致“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百姓日贫，经制日坏，上下煎迫，若有不可为之势”。
几任君主曾想抑兼并，却已来不及，因“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
不抑兼并，大量农业人口被挤出土地，南宋城市化率达22.4%，也吸纳不了，乡村亦有大量游民，“出为盗贼，聚为博弈，群饮于市肆，而叫号于郊野。小者呼鸡逐狗，大者椎牛发冢（即盗墓）”。即使进城，游民们也难充分就业，只能“屠牛杀狗，酿私酒，铸毛钱，造楮币（印假钞），凡违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
明代太监成为保护伞
明代隐秘社会突然井喷式增长。
据学者王春瑜钩沉，明代流氓多且有组织，常自称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等，北京当时“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五城坊司所辖不啻万人”，即监狱关着上万流氓，可到崇祯时，北京内城人口也才35万人。
万历时，苏州有专业“打行”，根据客户交费多少，提供三月死、五月死、十月死、一年死等“服务”，竟“刻期不爽也”。
“服务精细化”之外，明代黑社会文化弥漫到各阶层，顾炎武曾说：“天下觉察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胥吏。”
受大航海影响，明代中国成了“世界工厂”，瓷器、铁锅、工艺品、棉布、蚕丝等远销海外，并形成国内统一市场。可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明政府竟选择了相反的道路——扶持太监群体，强化管控，用反市场操作，抵消市场化带来的种种问题。
拥有特权的太监们为谋私利，四处收税，荼毒地方，特别是利用官庄制度，大量占田，“召集群小，称庄头、伴当，占土地，敛财物，污妇女。稍与分辨，辄被诬奏。官校执缚，举家惊惶。民心伤痛入骨”。在太监的保护伞下，庄头、伴当成为黑恶势力。
学者王毅指出，明代流氓群体寄生在当时的权力和财富分配体制上，后者不合理，前者才有机会。
清代出现大型帮会
到了清代，出现了大型帮会。
明代丐帮的规模已惊人，但清代帮会的仪式更复杂，通过“虚拟血缘制”，提高了凝聚力。时代黑帮都有“海底”（即黑话），半通不通，目的是以排他的方式，让成员产生身份认同感。比如洪门中有一首诗：
我王脚下两堆沙，
东门头上草生花。
丝线穿针十一口，
羊羔美酒是我家。
没有什么意义，只是隐含了“金兰结义”四个字，但每开香堂必诵，用仪式感拉近彼此距离。
清代初期，为肃清民间“反清复明”力量，清政府立法严禁结盟，结盟与谋反、谋大逆同为十大罪，提出：“不论人数多寡，审实将为首者照凶恶棍徒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为从减一等，被诱入伙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
清政府“扫黑”力度不小，但只为消除反抗，对黑恶势力与基层权力的勾结、黑恶文化渗透、黑恶势力日常化等缺乏警惕，从结果看，地方渐被劣绅把持。劣绅们利用清政府盲目施压、不了解基层情况等弊端，把持税收、司法等，“内结衙门，外通土豪”，成为常态运转的黑社会。
学者袁文艺在《从游民文化解读李约瑟难题》中，指出：自游民社会兴起后，古代中国的科技建树渐少。表面看，游民文化也强调公平、天理、豪迈等，但在根本上，它反理性、反自我，所以永远塑造不出现代国民，更无法自发形成现代文明。
可见，彻底清除黑恶文化，坚决“扫黑”，不仅关乎治安，更关乎一个民族的未来。
（责编：沈沣）